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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风俗送“小红包”的行为能改变义务帮工的性质吗?

来源:律师在线咨询作者:上海维权律师时间:2015-03-31

提示:老牟并非是出于支付报酬的目的给付“封子钱”,更多是出于对使用老牟的车辆运尸体,并且还翻了车的倒霉行为的一种“冲喜”,老张认可的也是图吉利的形式,并非是接受报酬。因此,两者之间不构成运输合同关系,只是义务帮工关系。
 
【案情】
    2011年5月某日凌晨,被告老牟因妻子突发疾病请求邻居老张开车他妻子送往医院抢救,原告老葛自愿前去帮忙,与他人一起将老牟的妻子抬上老张的车,并随车前往。老牟的妻子经医院抢救,仍不幸过世。之后,老葛与老牟等人将死者抬上老张的车并随车一同返回,在返回过程中因超载及老张驾驶不当,车辆发生侧翻致老葛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本次事故系单车事故,老张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各方均未报警。老葛因此事故,两次手术共计花费医疗费3万余元,老张和老牟分别支付给老葛500元。老牟之妻死亡后,老牟用红纸包了15元“封子钱”给老张。
    之后,老葛因受伤向老牟、老张索要赔偿未果,将老牟、老张诉至法院。在审理中,经法院委托,司法鉴定部门对老葛的伤情进行了鉴定,经司法鉴定老葛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
 
【律师评析】
    本案是一起因义务帮工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老葛的义务帮工性质很明显,案件的焦点在于老张的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义务帮工。
    老张与老牟在事前并未对用车报酬作任何约定,事后老张接受了老牟以红纸包裹的15元钱,这在地方风俗中通称“封子钱”,两被告对此有不同解释,老牟主张是用车报酬,老张主张并非报酬,只是图吉利的一个仪式。既然双方事前无约定,事后的表述不能形成明确的合意,因此需要从行为的表现判断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由于涉及风俗习惯,这种判断必须在地方风俗的背景下展开。
    首先,在当地风俗中,将死者从医院运回家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有一系列的习俗要求,其中包括给丧仪上的帮忙人员送小额红包,以图吉利,但如果是对专业殡葬人员,在给付报酬时并不以红纸包裹。
    其次,出于避讳的考虑,除非是殡葬专业人员,使用其他人的物品接触死人的,死者亲属通常会为物品所有人采用一定的仪式“冲煞”,防止因此沾染霉运,常见的一种是死者亲属给物品所有人包个红包,金额并不确定,但必须是用红纸包起来。
   再次, 15元的金额与劳动报酬行情不符,除非是殡葬专用车,通常情况下车主不可能同意用自己的车辆运送死人,而当地殡葬专用车辆的收费不会低于100元,如果是作为劳动报酬就应当以此为参照。
    最后,从情理上讲,老张在未提及报酬的情况下出车,动机显属义务帮忙,此后直至运送尸体返回,并未有任何言行表明其初衷的改变。因为在事后非主动索取的情况下收取区区15元,就改变此前帮工行为的性质,而要求其承担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
    综合以上考虑,可以认定老牟并非是出于支付报酬的目的给付“封子钱”,更多是出于对使用老牟的车辆运尸体,并且还翻了车的倒霉行为的一种“冲喜”,老张认可的也是图吉利的形式,并非是接受报酬。因此,两者之间不构成运输合同关系,只是义务帮工关系。鉴于老张存在重大过失,应与被帮工人老牟承担连带责任,而无须承担单独责任。
    至于老葛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通常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都会得到一定额度的支持,但本案中却不宜支持。因为老葛的义务帮工性质已经加重了被帮工人老牟和同为帮工人的老张的责任,而且老葛的义务帮工行为已经得到了公众的赞扬和裁判的认可,可以一定程度上抵销精神上的伤害,所以,在各方均无故意的情况下,基于义务帮工的直接后果而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不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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